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坐落在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昆虫馆只是其中一部分，动物标本馆、植物标本馆和中国农业史馆正在紧张地建设中。”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建成后的农博园将是全国高校中最大的农业科技实验教学基地和科普基地。

　　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花园式的校园里，一位曾多次来到杨凌的科技部官员对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露出惊奇的目光。“几年前，这里破烂不堪，科教人员没精打采，都想往外走；实验地里全是虫子，无人顾及。”他向记者这样描述昔日的情形。

　　八年前，国务院批准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一切开始发生嬗变。

　　如同一只蛹蜕变羽化为精美的彩蝶。创新涤荡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唤醒了沉睡的农业文明。如今，作为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区，杨凌示范区承载着西部亿万农民走向富裕的梦想，成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高地。

　　决策创新：“农科乡”变成“农科城”

　　杨凌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史记》中记载，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

　　示范区成立前，杨凌共有10家农科教单位，包括两所大学、5个研究院所、3所中专。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农林水方面70个学科近5000名科教专门人才。这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所以，当时人们把杨凌称为“农科城”。

　　说是“农科城”，却没有城市的基础设施。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看了杨凌说：“只能算个农科乡。”

　　“全城道路几乎没有路灯，一到天黑街上就见不到人；污水横流，垃圾满地。”杨凌示范区办公室主任王亚杰是1996年夏天来到杨凌的，一场不算大的雷阵雨却让他的车在陇海线的铁路桥下熄火了。

　　不仅如此，科教人员人均住房不足8平方米；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设施，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染病在送往西安的路上不幸去世。

　　住房难、就医难，交通落后，基础设施差，缺乏基本的城市功能，只是一个落后的北方乡镇。许多科教人员无心科研，纷纷“孔雀东南飞”。那时，每年流失近百名骨干人才，农业科技密集区出现了空心化的危机。

　　为了稳定人才，发挥农科教优势，推进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国务院于1997年批准在杨凌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改变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是示范区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几年来，杨凌投资28个亿修筑市政道路40公里，建成区面积由过去的4平方公里扩大为15平方公里；城市供电、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工程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水上运动中心、国际会展中心、中小学校、医院等一批现代化设施相继建成；完成安居工程30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从5.3平方米增加到38.4平方米；城市绿地率达到31.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5.4平方米增加到10.9平方米，居国内领先水平。

　　现在的杨凌，已经从昔日落后的“农科乡”发展成为一座功能完善、人居环境优美的新兴城市，2000年被科技部批准为第二批向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

　　流失的人才“凤还巢”，海外的高层次人才也引来了。通过全球招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4个学院院长来自国外。

　　“我们计划明年招聘150人，没想到应聘者竟达2000人。”张光强对此既惊又喜。

　　体制创新：“科研个体户”变成“优势集团军”

　　杨凌集中了强大的农业科研力量，照理该是科研成果的“聚宝盆”。然而，相当长的时间内，“杨凌农科”品牌并没有叫响。

　　“10家单位5个婆婆。”张光强道出了其中的原由，以前，这些单位隶属不同的部门管理，体制分割导致“老死不相往来”，造成低水平重复投入严重，运行目标不一致，整体优势难以发挥。

　　“比如小麦育种，5家单位的30多个专家从培育到推广，各干各的，单打独斗，如同科研个体户，结果是谁都难出成果。”

　　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杨凌示范区将这10个科研教学单位进行合并，组建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实现了我国教育与科研单位的实质性合并，走出了产学研真正紧密结合的路子。

　　通过体制改革，杨凌示范区成立了小麦育种研究中心。过去分家单干的30多位小麦育种专家集中到一起，形成了强大的集团科研实力，2003年6月培育出我国唯一的杂交小麦新品种“西杂一号”。

　　新体制和新机制激发的活力，推动了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跨越式发展。杨凌在旱作农业、小麦杂交育种、体细胞克隆、人体干细胞研究等众多领域，相继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5年来，共取得科技成果586项，其中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1项，丙肝病毒疫苗研究项目获得世界发明金奖；申请专利204项，获批140项，审定新品种116个，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8个，被批准保护的2个。

　　观念创新：“灯下黑”变成“富民区”

　　如今，在干旱的西北地区，杨凌农村实现了自来水入户，并且村村通油路、通班车，建成11个生态文明示范村，7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杨凌人喜滋滋地说：“这得益于农业科技的大力推广。”

　　其实，长期以来，与农科城一墙之隔的杨凌农民却“近水楼台难得月”。杨凌的最大优势是科技，然而这种优势在杨凌本地却得不到转化推广，基本上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李岚清同志把这称作“灯下黑”。

　　过去，重科研、轻推广，产学研分割的体制性弊端使得杨凌农民“守着甜水井却没水吃”。示范区成立后，打破了“科学”与“技术”泾渭分明的观念，把推广应用科技成果作为重要目标。一大批科教人员走出“象牙塔”，创办或领办科技型企业，一批技术成果实现了产业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涌教授培育出世界首批成年体细胞克隆羊，创办了杨凌科元生物有限公司。科学家当老板，把名优动物品种引进来，利用克隆和胚胎技术进行快速繁殖，已建成4个规模化良种繁育基地和1个“家畜胚胎工程中心”，形成了以杨凌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产业格局。现在，他的研究生不再到试验室，而是到公司实习，把试验放到工厂里，加速技术与生产的结合。目前，在杨凌已有800多名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进入龙头企业，形成了“公司＋科技人员＋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科技示范促进了杨凌“灯下黑”的解决，单一的粮食种植发展成以设施农业、苗木花卉、畜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科技成果转化率由32%提高到45%。

　　“1997年杨凌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396元，2004年提高到了3169元，年均增长12.4%。”张光强笑着说，截至今年11月已经超过3500元。

　　杨凌示范区不仅照亮了杨凌，也辐射带动了西部的广大地区。几年来，示范区在省内外累计建设了129个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基地，引进国内外名优动物良种1700多种，培训农民400多万人次，推广农业实用技术1000多项，每年产生的示范带动效益超过100亿元。

        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5毛钱。父亲当天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着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两个一起挨打。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竿,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你打我吧！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打完了坐在炕上骂道：“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了得?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痕的弟弟,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半夜里,我突然号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捂住我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在恨自己当时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为了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弟弟8岁,我11岁。 
        弟弟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俩娃都这么争气,真争气。母亲偷偷地抹着眼泪说争气有啥用啊,拿啥供啊?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念了,反正也念够了。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咋就这么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俩供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山沟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上学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弟弟就偷偷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几个干巴馒头走了,在我枕边留下一个纸条：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弟。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炕上,失声痛哭。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里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大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梅子,有个老乡在找你。怎么会有老乡找我呢？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身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咋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啊?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的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打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 前引：我的高中是辉煌的，充满希望的，站在一定的高度，我曾深情嘹望心中的象牙塔——朦胧，完美。一路走过才知道成长真的是在蜕变，一层一层，象竹子拔节一样的声响，听了让人心痛。总是在希望前失落，在失落中追求，成长让我很迷茫。

——》2002年9月12日，我被打落在曲江这片正在开发的土地上，一片和心底一样荒凉的大地。我不是一个好热闹的人，所以曲江的宁静收住了我不安分的心。

——》曲江总会刮起很大的风，是能吹到人心里的那种。天气稍微一变，便起了风，从宿舍到教八楼的那段路，一般都是半眯着眼走过的，或许是风里夹杂了太多的尘，或许只是在给睡不醒的自己找个借口。偌大的校园没有一棵树，这与我心中的大学是完全不符的，一直构想的大学校园，她的修养与内涵就应该由那些个老的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树来诉说。高三的时候经常会梦到自己走在一条落满树叶的路上，两边是很多很高很大的树，然后我就样昂着脖子使劲的向上看，向上看。好几次都在这时惊醒，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未来的校园，未来的生活。可是曲江没有，因为她是新校区，新的没有一点深度，朋友安慰的说这样才有发展前途。是啊，作为大一的Freshman，我和曲江一样的有前途，我笑着说自己。

——》当我第一次站在校门口的时候，便将她打量到了头，是用那种极冷极漠然的眼光在看，我知道打心底我不过是在藐视自己。一幢教八楼，一个食堂，两幢对着的宿舍楼和大片大片的空地，这就是曲江的所有，至少在我泪眼婆娑看着爸妈坐车离开时这么想。

——》都说大学是自由的，也很残酷。我的大一很自由，却没有高三向往中Fly的感觉，我很孤独，孤独不是寂寞，寂寞或许是应为没人陪，但孤独却是心灵的创伤。或者无节制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孤独。孤独最容易让人放纵，是的我的大一很放纵。我的床是封闭的，就像封闭的心灵。床围是很漂亮的蓝色，星空的图案，即使白天我也可以躺在里面做着属于我的梦。很多个下雨天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枕边的收音机从98.8到91.6，再到93.1，爱笑的是王静，一个将快乐渲染却无法将它送给不快乐的人的快乐精灵，深情的是叶子，在那些个秋雨惆怅的日子里，她的声音被浸润的那么饱满，不经意的随口感叹，便触动了心中最软的地方。于是回忆便借助这伤感大肆疯长，我的高中，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总会在这个时候笑着感慨，或者伤心的很平静，借助床围捍卫着小小的自尊与孤独，任忧郁在不断调频中浮现，再浮现......

——》当然，我也会和舍友在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起去晒太阳，去踢球，尽情的去玩，然后很开心的笑成一片。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觉得，我们不过是一群简单并快乐着的孩子，很容易满足。

——》很多时候，我更喜欢站在教八楼五层的窗口看南边田野里的风景，它不同于北边窗口的夜景那么绚丽，也没有霓虹灯带给人的那种的压力。南边的风景很恬然，心情不好的时候，站在窗口，吹着风，会让人忘记好多东西。看过了秋的萧瑟，冬的销匿，终于发现曲江的春原来可以这样美。想海浪一样翻滚的麦浪，一个个突起的鹿茸茸的小山包，一切都充满了激情与诱惑。是的，盈盈染有生命的东西是最诱人的风景，特别对我这样一个挣扎在都市边缘得人来说。五月的阳光是干净的，我选择在这个时候去踏春。站在春的尾巴上，瞧望着周围将熟未熟的麦子和菜花，我感倒有一些东西在消隐和沉没，却没法说出来，我收获的季节你也将至未至吗？在这个恍惚的都市里，有些感觉只能借助一个外应来微微触动。我们都是未来的播种者，守着自己尽心照料得一方田地，期待着收获的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曲江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所以即使在我很放纵的大一一年里，也不曾有过逃课的记录，这也是我们宿舍一直以来一引以为自豪的事，直到有一天有人说，从不逃课的大学生纯洁的像个耶稣，我诧异的茫然了好久。是的在大学这片自由的天空里，很容易让人堕落。这里不会再有老师的唠叨和固定的教室，再没有谈心的班主任和留给我们来画三八线的课桌，连“同桌”这个最亲切的称呼也不复再有，一切都留给了昨天，被尘封在回忆的角落里。在这个自由呼吸的地方，我们能把握的只有自己，让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是一个执着的孩子，总喜欢把自己困在一个叫“过去”的地方，我用属于高中的那股冲劲努力在曲江这片有前途的土地上，站在五楼的窗口，迎着风，遥望属于自己的未来。就像几米说得，路的尽头总有一只紫色的兔子在守望。我们都是赶路人，我们总怀着希望，我知道那只兔子叫“希望”......

——》后记：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了，大二就搬来了老校区，这边很热闹，也很繁华，再也不用像大一那样为了买水果还得坐车坐好几站。这里也没有了成年夹杂着尘土的风，上课的路上不用再半睁着眼了，因为路边都是树，虽然不是很高很大，但已没了曲江的那种荒凉感。可我还是怀念曲江，一如在曲江时怀念高中，我还会躺在床上调着收音机，做着梦，却早已物是人异情非然。大二到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纯洁的耶稣，偶尔也会逃课，可我没有堕落，因为我一直在追赶那只叫“希望”的紫色兔子......